刘禹锡的时代-宦官专权与朋党争斗的乱象(三)

人气 2603   2012-9-25 16:45

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里,朋党争斗是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矛盾的又一表现形式。身陷争斗旋涡的李德裕是这样勾勒它的脸谱的:今天的朋党,在位当权者就诬善害能,欺上瞒下;下野丢官的则四处串联钻营,惟务权势,朝夜密谋于私室,以致“清美之官,尽须其党,华要之选,不在他人”((会昌一品集》卷十)。朋党为祸严重地腐蚀了统治集团,瓦解了中央集权,邦国黎民深受其害。流毒所致,宦官权幸、聚货富豪、机要朝臣、贾人污吏,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网,受贿复行贿,上引及下攀,互相利用,沆瀣一气。谋高官、渔厚利、拉大帮、结死党,使财归其室,权操其手,酿就了“国用日整,生人日困”的深重灾难(李德裕(食货论》)。概言之,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朋党争斗的共性问题。而刘禹锡在仕途中遇到的所谓“牛李(德裕)党争”,是与藩镇、宦官势力有着册不开、扯不断的牵连,伴随着更多的曲折与是非,笼罩着更多的迷雾和阴谋。剥掉其表面的假现象,才能窥见历史党争的真相。事情的缘起是元和年间朝臣对如何处理藩镇叛离的政见之争。其时身居相位的李吉甫在削藩的事业上建树颇著,对于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与镇海节度使李铸的谋反,他出谋划策,非常得力。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,其子元济请袭父位。李认为淮西不同河朔,处内地而无党援,国家有重兵守御,应该因时而取之,帮助宪宗下定了讨贼的决心。吉甫死于元和九年(814),次年裴度拜相,继续致力削藩。在用兵淮西的重大国事上,另位宰相李逢吉妒贤伤善,暗中阻挠而被罢相,从此深恨裴度并追怨吉甫。李逢吉不顾大局,不恤国事,首结朋党,历宪、穆、敬三朝,排陷裴度不遗余力。穆宗长庆二年(822)三月,裴自太原入朝拜相,逢吉密结宦官,引为内援,挑拨裴度与元镇的矛盾,令裴、元两人落职,逢吉代度为相。李逢吉排斥裴度的同时,又拉牛僧孺人相,把很有声望的吉甫之子李德裕挤出朝廷。“逢吉以恩惠结交朝臣奸住之徒”,勾结宦官贬逐名士,朝臣张又新等八人“代逢吉鸣吠”,“时号‘八关十六子’”(<旧唐书·李逢吉传》)。敬宗末年逢吉诬陷裴度的丑迹大白于天下,旋被罢黝,其子李宗闵和牛僧孺接过逢吉衣钵遂成党魁。文宗器重德裕,“召为兵部侍郎,裴度荐以为相”,而宗阂有宦官支持当了宰相,又汲引僧孺同知政事,“二憾相结,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”(《旧唐书·李德裕》),此际牛李(宗闺)权势显赫于朝野。可见逢吉结党在先,肇始裴度人相,僧孺、宗闵入伙于后,直至宣宗初年德裕死,这就是“牛李党争”的基本面貌。朋党倾轧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,如中晚唐时期这样尖锐激烈是不多见的。刘禹锡后半生和“牛李两党”的官僚有过广泛的交往,他却幸免了非牛即李的归属,然而唐王朝倒是无法避免党争惹来的祸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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